《药》：写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给儿子小栓治痨病，孩子却死了，而治病的人血却是革命者夏瑜的血。作品点出革命者为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然而结果不过是用自己的血，做了愚味群众的送命的药。（鲁迅把群众对革命冷漠的现状写出来，是要告诉活着的的夏瑜们，唤醒民众是当务之急）

　　《风波》：小说以民国六年（1917）七月张勋复辟的闹剧为背景，围绕鲁镇船夫七斤因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怕被坐了龙庭的皇帝杀头而引起的一场虚惊，写出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农民头脑中的封建观念，农村存在着帝制复辟的思想基础。小说结尾写出复辟失败，七斤家的“风波”平息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态，九斤老太照样发着“一代不如一代”的怨言，七斤的女儿六斤又被裹了小脚，生活仍如一潭死水。作品真实地描绘出辛亥革命没有启发农民觉悟的批判。

　　《阿Q正传》：写国民的麻木、愚弱的精神状态；点明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悲惨的处境中，不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处处失败、备受屈辱的现实，而是用自轻自贱、妄自尊大、忌讳谈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自欺自骗的手法，以虚幻的胜利来求得精神上的片刻麻醉、满足和解脱。比如他时时挨打和受欺侮，或者以“我是虫——还不放么？”自甘屈辱；或者以“儿子打老子”自我安慰，自以为得胜；或者转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出气；或者干脆“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立刻“转败为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麻醉法，它使阿Q永远不能奋起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抗争，直到他被绑赴刑场时，竟“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很快就处之泰然，并向围观的人群呼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使他浑浑噩噩地生，也使他稀里糊涂地死。他的至死不悟何其令人痛心！

　　在《阿Q正传》里，鲁迅不掩饰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辛亥革命虽然在种族革命上取得了成功，但革命党人忽略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革命党人为了变革社会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阿Q在亲眼目睹清政府以暴力镇压革命、用屠刀杀害革命党人之后却连称“好看”，回到未庄后还津津有味地宣传：“你们可看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还扬手当刀“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

　　阿Q想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想借机捞点财物，复仇，再就是挑个女人。凡是各他过不去的都是仇人，没有什么真正属于民主革命的思想观念；他对女人的观念是：“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反映出阿Q充满着陈腐的封建习俗观念）在阿Q式的革命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不难感悟到：鲁迅深感失望的，正是阿Q们仍在昏睡之中，革命党人并没有唤醒他们。

　　《示众》：这篇小说很独特，没有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只是通过围观犯人的一个场景，写出国人的麻木。

　　（3）对变革时期几代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探讨。如：

　　《孔乙已》中的孔乙已和《白光》中陈士成都是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屡试不第而穷愁潦倒的旧式读书人，但从未动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孔乙已在贫困中始终不肯脱下显示读书人身份的破长衫，除了能背诵四书五经中的句子和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外，没有生存的本领。陈士成十六次未考中秀才，却执迷不悟地做着托庇祖宗荫护、当官发财的黄粱美梦。结果孔乙已被丁举人打断了腿而穷死，陈士成鬼迷心窍地投水而疯死。科举制度成了-害读书人灵魂的无形的软刀子。孔和陈的悲剧，不仅形象地暴露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弊害，而且也宣告它的气数已尽。

　　《肥皂》中的四铭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文人，《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则扛着“新派”人物的招牌，实际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新国粹派的干将。他们“卫道”的外衣掩盖着卑劣丑恶的灵魂。四铭对路上行乞的孝女动了淫邪念头，他从光棍所说“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的话受到启发，便下意识地买肥皂给妻子，以“移花接木”。高尔础本来就是个“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流氓文人，他受聘到贤良女学校上课，是为怀着淫秽的意图看女学生。鲁迅怀着厌恶和憎恨的心情，以嘲讽的笔调，戳破这帮守旧文人道貌岸然的面具，淋漓尽致地揭露他们肮脏的心思和种种丑态。

　　五四退潮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鲁迅目睹落伍者怎样挣扎，但最终逃不掉被黑暗社会所“同化”或吞噬的命运，将自己极强烈的情感融进艺术形象之中，写出了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和子君等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在描写这类知识分子时，鲁迅不是着意写他们的生活故事，而是写他们的思想经历和心灵创伤。其基本主题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们都是已经觉醒或曾经觉醒。觉醒而企图唤醒别人的知识者在小说中是以“狂人”“疯子”的形象出现的。

　　《药》中的夏瑜在牢里劝牢头造反，结果被牢头打了一个耳光，并被喝止道：“你疯了！”《长明灯》中疯子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向群众启蒙的努力是招致群众的迫害。因而鲁迅写这些小说时常常有浓重的寂寞和悲哀感。一个把先觉的知识者视如狂人疯子的环境当然就有将这些知识者逼回庸众的“正常”队伍的力量。现实正是这样，觉醒者不是“狂人”和“疯子”，就容易变成“孤独者”或性格扭曲的人，除非他又“然已早愈”般地“正常”起来。《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是一个脾气乖张的人物，他无端地生气，愤世嫉俗，那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斗士，而现在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所致。他想起一起奋斗过的“故人”，“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渡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端午节》中方玄绰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同一类人物。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先觉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都曾意气风发地指点国是，参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那时的吕纬甫曾勇敢地破除迷信，纵谈天下大事。魏连殳则主张“家庭应该破坏”，常发表“没有顾忌的议论”，见解“奇警”，表现出对旧礼教的蔑视与反叛。然而，由于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文化的负累，又脱离了群众，单枪匹马地反抗旧社会，便不敌强大的黑暗势力。战败之后更失掉了原先的理想和锐气，吕纬甫落荒而颓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生活，在迁葬、送剪绒花一类小事上空耗才能，打发空虚、无聊的时光；魏连殳投奔军阀，走向堕落，在玩世不恭、自暴自弃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孤傲地进行慢性自杀。这两篇小说对20世纪第一代觉醒者和落伍者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斗争方式，以及脆弱的心理和摇的性格，进行了含泪的批判；这种批判闪耀着作者自我省察、自我探索的折光。鲁迅在鞭挞和否定导致吕、魏颓唐、堕落的黑暗社会的同时，还深切地揭示出：在风雨如磐的年代，知识分子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何等艰难。

　　《伤逝》是鲁迅以诗一样的语言写成的悲情缱绻的诗体小说。故事发生在“五四”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深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他们敢于冲决森严的礼教罗网，自由地恋爱，勇敢地同居，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便是她大胆反抗自古以来一直被妇女奉为圭臬的“三从四德”的宣言。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一已的爱情生活。而新家庭建立起来之后，积淀在他们文化心理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便-现出来。子君陶醉于安定、宁静的家庭生活之中，渐渐地成为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涓生虽然厌倦了这种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但却没有与子君共同努力创造一种有意义的新生活。他对子君从隔膜、疏远，直到把她看作是累赘，致使爱情的裂痕日渐加深，共同生活的基础发生动摇。所以，当黑暗势力向他们伸出魔爪，涓生失业后生活出现危机之时，他们便不能同舟共济，自私怯懦的涓生失去了“携手同行”的勇气，萌生了救出自己的分离念头，对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从旧家庭中冲出来的子君，又被顽固守旧的家庭接了回去，最后憔悴而死。而涓生也在失败中静思默察，深刻反省，并带着心灵的创痛，准备向新的生活跨出去。鲁迅艺术地揭示酿成这一悲剧的根源。他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论述过“经济”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妇女解放等问题，透辟指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子君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导致人身上的依附，所以她不但没有成为合乎时代潮流的“新女性”，而且在小家庭中也没有取得与涓生平等的地位。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当20年代几乎所有作家众口一辞地歌颂个性解放时，他独具只眼地发现，又形象地指出：单凭个性解放，在与中国顽固的封建观念较量中难以取胜，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

　　由此，我们可体会到鲁迅作品的基调是“忧愤深广”。其形成的原因：

　　（1）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和角度，以现代意识对现代生活进行观照，而且极力关注的是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型时期人的精神困扰和出路等问题，表现出忧愤的情怀；

　　（2）鲁迅对现实对未来的态度：不乐观，不激进，甚至有些消沉，但非常清醒、冷静，而且有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3）鲁迅写作时的心境：为着排遣“苦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