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人。祖籍昌黎，人称昌黎先生，著作有《韩昌黎集》。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生于唐代中叶，是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削弱的时代，又是佛教泛滥的时代。他基本代表世俗大地主的利益，欲以恢复古道作为挽救时局的方针。他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要求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他又猛烈攻击佛教，以维护儒家的道统。他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十年犹布衣，常以古文作不平之鸣。其作品有不少反映他对政治的不满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情绪。

韩愈多次担任教育官职，提出不少教育主张。他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和国子祭酒。他作《师说》、《进学解》，采取措施，严选学官，整顿国学，重视地方教育，作《子产不毁乡校颂》，捐薪兴办州学，热心奖教后进，“韩门弟子”众多，在唐代有很大影响。

一、“性三品”说与教育作用

韩愈继承和发展孟、荀、扬雄等儒家传统人性论观点，提出人性分为三个等级，他说：“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1]。

他还认为：“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于其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2]这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乃是人生来所具有的五种善性，上品的人只要是五种善性中有其主要的一种，则其他四种也相应的同时具备。中品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或偏多或偏少，而其他四种也杂而不纯。至于下品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偶而得到一点善的因素，则其他四种都背逆善性了。在这里，他把孟子的人生来本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发展为人生来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善性，可见他的性三品说立论是唯心主义的臆说。

韩愈认为在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情也分上、中、下三品，区别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上品的人动得其中，中品的人过与不及，而要求得其中，下品的人则直情而行罢了。这正是他认为要对劳动人民进行刑罚统治的依据。

既然性与情都有品级，那么教育有什么作用呢？他认为性是可移的。对上品的人说，“就学而愈明”；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教育对上中两等人都是可以发生作用的。而对下等人只起“畏威而寡罪”的作用，只可用刑法来制驭，使其有所畏惧而少犯罪。这在韩愈看来，也就是性可移了，但尽管性移了，而上下的品级却是始终不可移的。

二、“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

韩愈在魏晋玄学之风盛行之后、佛学广泛流传之际，重新打起维护儒家道统的旗号。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学所以为道”，从而提出了“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

什么是“明先王之教”？他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3]由此可见，韩愈所谓的“先王之教”，其内容概括言之，既是“仁义道德”四个字。如扩而言之，它包括儒家的经典，儒家宣扬的封建道德，封建社会的政治措施等等。用今天的话说，即包括德育、智育、政治教育。他认为，把这些内容学好了，便可以运用无穷。总之他认为诵习古圣之书，遵守先王之法，明乎人伦，本乎人性，乃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三、《师说》论师

韩愈关于教师的见解是教育思想史中的宝贵遗产。他感于当时的人“耻学于师”，“抗颜为师”并作《师说》，这是从他的“卫道”立场出发的。其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道”思想是一致的，是以儒道为基础的。但是，他对教师问题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工作的客观规律，是很有创见的。《师说》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阐明了教师的作用——“古之学者必有师”

文章的第一句话为：“古之学者必有师。”他认为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是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的。他认为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因此孰能无惑？如“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教师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批判。他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

（二）明确教师的任务——传道、授业、解惑

《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用十一个字，就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得很全面。一是传道，即传授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三者的地位摆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答疑。三者中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之。他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任务，才配称做教师。实践证明，在任何社会里，乃至今日，作为教师的任务，都不外乎这三个方面。只不过由于历史时代不同，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是很明确、科学的。

（三）提出择师的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因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可为师者，不在于其年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师其“道”也。由于他把“道”作为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因此他要求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要对“道”有坚定的信念。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然而，韩愈要求教师要信守的是儒家之道，这是不足为训的。

（四）论述了师生关系——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韩愈认为，师与生的关系，是以“道”和“业”来衡量的。谁先有“道”，谁有专“业”学问，谁就是教师。教师不受年龄、地位、资格等限制。他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的这句话，提出了师生关系的有创见的三个论点：第一，“弟子不必不如师”，做弟子的不一定比不上老师，在某些方面强于老师、超过老师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学生不能自卑，要立志发奋，敢于超过老师，这是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发展。第二，“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不一定处处比学生高明，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不能求全责备，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做老师的不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也要向学生学习，在业务上要学而不厌，精益求精，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这是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思想的发展。第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只要闻道在先，学有专长，就可以为师。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些方面是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应向老师学习，同时学生在老师启发教导下，也在不断提高，在某些方面会有独到之处，或有专长。因此老师也要向学生学习。总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师生关系要“不耻为师”，即“相互为师”，也包括“能者为师”和“教学相长”的思想。

总之，韩愈的“师论”是相当开明而有创见的，有助于人才的培养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继承、发展，它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师生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四、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

（一）勤勉善思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

他所说的“勤”，包括口勤、手勤、脑勤，日以继夜地学习。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治学多年的宝贵的结晶。

（二）“钩玄提要”，博约相辅而行

在治学方法上韩愈提出“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意即读不同性质的书，要采取不同方法。阅读史籍一类的书，一定要做出提要，提纲挈领，掌握要点。阅读辑录古人言论的书籍，一定要探索其要旨，着重领会书中的精神实质。这种读书方法至今仍是可取的。

韩愈认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意即学业的精深要以广博地掌握和积累知识为基础，一定要博览群书务求有所得，知识不论大小，要兼收并蓄。但要正确处理博与约的关系，由博而约，由约而博，结合进行。

他所提出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意思是说，读书不能浮光掠影，满足于一知半解，要融会贯通，对书中精华要仔细体味，反复领会。这个见解至今仍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 《韩昌黎全集》卷十一《原性》。

[2] 《韩昌黎全集》卷十一《原性》。

[3] 《韩昌黎全集》卷十一《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