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九卿：秦朗统一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官吏系统。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下有九卿（太常，朗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分理中央事务。

　　三省六部制：隋唐以后，以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形式解决集权体制内的权力分配问题。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为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执行等政务。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为行政事务的职能管理机构，六部隶属于尚书部。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表明了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成熟。

　　郡县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系列变动，土地兼并战争到处发生。在大国吞并小国之后，征服者大都将小国变成县郡，以隶属于自己的行政系统之下。这种郡县制在战国时代，已成为各国国内一般行政区划。秦汉时期以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建立起天下一统的王权体制，君主集权达到空前的高度。

　　科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察举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举荐贤士。这种由地主官僚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方式，称为“察举”。汉代察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雏形，它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的出现作了重要的铺垫。

　　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时期建立的一套较察举制度严格的选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设“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士，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九品中正制从其本质上看，同样维护的是土族的利益。

　　明经科：在于察举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东汉开始设置。隋唐以后，汉代察举考试中强调的儒家经学仍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诗赋取士：唐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视的进士科，进士试主要是诗文，是一种文学考试，因此唐代崇尚文学成为一代风气。在诗赋取士的利益驱动下，唐人创作热情高涨，唐诗时代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相当的关系。

　　行卷：唐代的科举考试没有后代那样严格，考前的举荐相当重要。为了获得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赏识与推荐，士子们在应试前，带着自己平时所作的诗文投献给名公巨卿，这种诗文称为“行卷”。

　　法律制度：是由国家统治者为协调社会关系，保证社会秩序而创制出来的带有强制性的制度规范。

　　《法经》：战国时期，在各国普遍制定与公布成文法的基础上，魏国的李埋对诸国成文法进行了总结，制作了《法经》六篇，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初具体系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议》：唐高宗命长孙无忌对《唐律》进行考证，疏议，著成《唐律疏议》一书。公元454年唐高宗颁行《唐律疏议》是汉代以来对于法律注释解说的集大成著作，它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是儒家经义法典化的范本。

　　“春秋决狱”：从董仲舒开始即以《春秋》的精神与事例附会法律，《春秋》经义不但成为法律的补充，其权威性甚至还高于法律，

　　五礼：是古代国家礼仪制度，大约定制于周代。五礼分为：吉礼，祭祀之礼；凶礼，死丧，凶荒之礼；宾礼，朝见之礼；军礼，出征，田猎等礼；嘉礼，冠婚，饮食，宾射等礼。

　　“五服”：按传统丧葬礼俗，亲属要依与死者关系的远近亲疏，穿戴不同的丧服“守制”，这本是周代的古礼，来自儒家礼制；汉代以后沿袭了这一丧服制度。传统的孝服分为五等，俗称“五服”。宗法人伦关系与等级制度在五服礼制中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

　　中体西用论：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赂，是中国近现代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文化主张和基本理论。“中体西用论”者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为“体”，为“本”，以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为“用”，从而达到制夷图强，复兴中华的目的。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现代新儒学：是“五四”以后出现的，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的，力图用传统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从文化上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等人。

　　全盘西化论：是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文化主张，其核心内容是“现代化=西方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无是处，与现代化水火不容，主张不预设任何人为的限制，照搬西方欧美的社会制度和化意识作为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全盘西化论既反对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也反对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表现出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与极端化倾向。其代表人物有毛子水，吴稚辉，胡适等人。

　　宋明理学：是宋明时期，周敦颐，程颢，程颐，朱嘉，陆九渊，王守仁等人将印度佛学与本土的易，老，庄三玄相糅合，融进儒家思想之中而形成的新的儒家学派的学说，他们注重证悟的禅宗式的“明心见性”强调“主静，居敬”，“戒惧，慎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是上种带有明显宗教功能的的学说。